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第一，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西安半坡所发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大量的适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显然，家是这个部落的基本单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家国情怀是一种人类的共通意识，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有它的特殊性。
第一，家与国的统一性。中国社会以家为本位。西安半坡所发掘的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有着大量的适合于一夫一妻居住的小屋子，显然，家是这个部落的基本单位。由家到家族再到胞族，由胞族到胞族联盟，在此基础上，扩大到非血缘关系的社会联盟，由此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准国家性质的社会。尽管此后在国家层面上，血缘关系的实际意义有所淡化，但它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精神纽带。家庭伦理用于治国就成为政治原则。治家与治国具有内通性，所以，《大学》说“治国必先齐其家”，“一家仁，一国兴仁”。
第二，国与族的统一性。国是政权概念，族是种群概念。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过许多民族。这许多民族，不管是共时态存在还是历时态存在，均可以寻到某种内在的关系。族与族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为血缘性；另为社会性。民族之间不只是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也还存在社会性的关系，其中最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当它内化为民族精神，就具有类血缘的意义，这就是说，民族不只是具有自然的血缘性，还具有文化的血缘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诸多民族是有共祖的。共祖不是一位，而是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炎帝和黄帝。炎帝和黄帝不独是华族的共祖，也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共祖。《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颛顼（黄帝孙）生驩头，驩头生苗民。”又云：“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山海经》是一部出自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书，兼有神话性质，所言民族之间的自然血缘性关系也许不一定是科学的，但如若从文化上考虑，它们之间也是有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血缘性的。
第三，国与国民、国土（国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谈到中国，人们会自然地联系到中国这一疆域。这疆域既是国之域，也是民之家。《逸周书》云：“国有本，有干，有伦质，有枢体。土地，本也；人民，干也；敌（他）国侔交，权也；政教顺成，伦质也；君臣和（悦），枢体也。”这是说，国土即疆土是国家之本；国民是国家主干；国权是国家的基础，与他国进行交往，国权是首位的原则；国学即“伦质”，是国家意识形态；君臣和睦是国家稳固的枢机即关键。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国家、国土、国民、国君、国权、国学、国枢是一体的。
家国情怀究其本是一种哲学意识，是人对其本——家与国的意识。与别的哲学意识不同的是家国意识的突出特点是情理合一。在生活中，家国情怀与其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念，还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一种既厚重又绵长的家国浓情。正因为如此，家国情怀也被视为一种美学情怀。
二
文艺是社会审美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作家、艺术家是全社会的审美导师。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既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又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作家、艺术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双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
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辉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之中，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正得失，动天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止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家国之志。
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诗人徐迟请毛泽东同志题字，并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怎样做诗。毛泽东同志题写了“诗言志”三字。这“志”即家国之志。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与“寄”的统一即是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具体来说，是六朝的绮靡之风。这股绮靡之风，有“兴”而无“寄”。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确表示：“常恐逶逦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援引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理论，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既善，又美！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唐朝初年，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提出“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所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就是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值得注意的是，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今的“过娱”，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衷后宫争宠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打着美学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是在糟蹋美学。凡此种种，都是在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
作为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劲呐喊，为新时代新生活新事业写真创美。
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
虽然中国古代，于中国之外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是，并不是没有世界意识。早在周代，中国就有“大九州”观念。此观念明确地说，中国这个名之为“赤县神州”的“小九州”只是“大九州”的一部分。
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徳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
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